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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发源上诉后，2021年11月，陕西高院作出二审裁定。该院认为，榆阳区政协办组织编撰的《榆阳文库》收录的李发源所编二书内容，不仅包含民歌部分，也包含大量的注释内容，而该注释部分涉及对传统民谣中方言、民风、民俗以及节日礼仪等内容的解释，是作者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的解读，有可能存在独创性的表达。

在判决书中，榆林中院阐述了其理由：首先，《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属于内印资料，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属于汇编作品且享有著作权；其次，这两本资料系李发源整理和收集已有的民歌、歌谣而来，应属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属于著作权法调整的范畴；第三，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发源在编书过程投入了个人创造性思维和再创作。

陕西高院将被控侵权图书与李发源编纂的两本图书进行比对：《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的生活歌谣部分共195首，均来自《陕北情歌》，占其内容的95%；该卷民俗歌谣部分共161首，前七节128首均来自《陕北民俗歌谣精选》，占其内容的77%；被控侵权图书与李发源的两本图书，编排顺序相同，绝大多数注释部分及歌谣内容亦相同。

陕西高院审理后认为，李发源编著的二本书均来源于现有陕北民歌，但其通过走访、采风并阅读大量书籍，结合了陕北民俗文化中的婚嫁、满月、祝寿、丧葬等风俗，对千余首陕北民歌进行选择、收集、整理并分类，还对部分与民间风俗有关的字词进行注释，“上述创作并非对陕北民歌的简单搜集，体现了个人独特思想表达的智力创作劳动，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应被认定为汇编作品”。

2024年3月26日，陕西高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榆林中院的一审判决；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李发源的署名权、复制权及发行权，即立即停止发行、销售、再版出版相关刊印号的《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并销毁相关纸质及电子版；榆阳区政协办在《榆林日报》刊登为期一周的致歉声明，向李发源支付经济损失15万元，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述金额的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